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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文明史，大国兴衰、民族更迭的深层逻辑，始终与人才的涌流与消散紧密相连。从古希腊的城邦哲学到文艺复兴的艺术巨匠，从工业革命的发明家到信息时代的科技领袖，人才的集群效应始终是推动文明跃升的核心动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全球竞争格局被深刻重塑。在这场历史性的角逐中，传统的资源、资本、土地等要素驱动的边际效益递减，而以知识、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人才驱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性资源。可以说，国家竞争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并非一句口号，而是被全球发展数据反复验证的客观规律。

　　国家竞争力的内涵，已从工业时代的规模与产值，演变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时代的创新与引领。这一转变的核心，正是人才。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权威机构的大量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密度，与其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GDP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

　　人才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贸易为了发展》指出，人力资本贡献了全球人均收入增长的近三分之二。更具说服力的是世界银行推出的“人力资本指数”，该指数衡量一个国家的新生儿未来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新加坡、韩国、日本等HCI得分高的国家，其人均GDP也稳居世界前列。数据显示，新加坡的HCI为0.88，意味着其新生儿未来生产力可达88%；而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该指数低于0.3，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是全球科技人才的风向标。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共授予了42,000多个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尽管增长放缓，但其存量优势依然巨大。 这一庞大且持续的高层次人才供给，是其维持全球科技领导地位的基石。反观我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释放。然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2023年该年龄段人口为8648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1.3%，“人口红利”正在衰减。 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3年已达到60.2%，每年高校毕业生超过千万。这种“一降一升”的鲜明对比，标志着我国必须也正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进行战略转型。根据科技部数据，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从2012年的325万人年增长到2022年的562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 当GDP增长曲线与高层次人才存量曲线高度重合时，我们便深刻理解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论断，既是科学规律，也是现实必然。

　　人才是保障产业链安全的“压舱石”。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芯片、航空发动机、高端生物医药、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其背后无一不是顶尖人才的激烈较量。以芯片产业为例，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为4795亿颗，进口金额高达3494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同期石油进口额，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 这惊人数字的背后，是我国在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等全产业链上的人才缺口。根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预测，到2024年前后，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人才总需求量约为76万人，但现有人才存量仅为50多万人，人才缺口巨大。一个国家若在这些战略领域缺乏自主培养的、成建制的人才梯队，就如同在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没有动力的巨轮，随时可能被风浪倾覆。因此，构建自主的人才储备体系，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生存问题。只有拥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才能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才是赢得国际话语权的“硬通货”。 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上，更体现在其思想、文化、科技标准的全球辐射力上。从牛顿、爱因斯坦到图灵，这些科学巨匠不仅定义了他们所在时代的科技高度，也为其国家赢得了持久的声誉和话语权。今天，谁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头脑，谁就能在制定未来规则、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上占据先机。全球人才流动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顶尖人才正加速向创新环境优越、发展机遇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集聚。根据OECD发布的《国际移民展望》报告，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常年是全球高技能移民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科睿唯安发布的“高被引学者”名单也印证了这一点，在2023年的名单中，来自美国机构的学者占比高达40.2%，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的学者占比为18.6%，排名第二，但与美国仍有显著差距。 这场无声的“人才战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其胜负直接关系到未来全球创新版图的划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人才工作摆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科技部数据显示，我国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2022年达562万人年。 教育部数据显示，“双一流”建设稳步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同时，人才回流趋势明显，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数据，2022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4.9万人，同比增长4.4%，完成学业的回国留学生占同期毕业留学生总数的比例超过80%。 这些成就，为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对标世界科技强国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需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才发展仍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成长的烦恼”。

　　人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我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人才队伍，但“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方面，在基础科学领域，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开辟新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大师级”人才仍然稀缺。一个直观的对比是，截至2023年，美国本土培养了超过300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而中国大陆本土培养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仅有寥寥数人。 另一方面，在应用层面，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工匠（“大国工匠”）存在较大缺口。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虽已突破2亿人，但高技能人才仅占28%，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超过50%的比例相比差距明显。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未能完全打通。

　　人才评价体系亟待破立并举。 人才评价体系亟待破立并举。长期以来，“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四唯”）的评价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的创新活力。《自然》杂志2021年调查显示，超60%的中国受访科学家认为当前学术评价体系是科研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此背景下，部分科研人员在现有评价导向的影响下，更侧重于论文产出与职称晋升，对需要长期深耕的原创性研究投入相对不足。尽管改革呼声高涨，但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学评价新体系，仍需拿出更大决心和更实举措。

　　人才发展“软环境”尚需优化。 吸引和留住人才，不仅需要优厚的待遇，更需要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社会生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是一个重要参考。在2023年的GII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2位，但在“制度”环境下的“监管质量”、“易于获得信贷”等细分指标上排名相对靠后。 这反映出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率、科研经费管理灵活性、成果转化渠道畅通度、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以及高品质的国际化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方面，与世界顶尖创新高地相比，仍有提升空间。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更系统的思维、更有力的举措，加快推进人才强国战略，构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人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体制机制。唯有破除制度藩篱，才能充分释放人才的创新活力。一是构建以创新价值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顽疾，建立和完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多元化评价标准。评价体系应更加注重长周期考核，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从事探索性强、风险高的原创性研究，让真正有贡献的人才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回报。二是赋予战略科学家充分的科研自主权。信任是最大的激励。应在科研管理上大胆放权，给予战略科学家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报表审批。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攻关机制，让最有能力、最有想法的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三是打通人才顺畅流动的“旋转门”。破除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壁垒，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鼓励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到企业创新创业，也支持企业高端人才到高校兼职授课或联合培养研究生，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环，让人才在最能创造价值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四是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建立健全试错容错机制。对于探索性强、风险高的前沿研究，即使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只要过程严谨、论证充分，也应予以理解和继续支持，从而保护人才的创新勇气和探索精神。

　　依托优势区域，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人才高地，是集聚顶尖人才的关键之举。一是建设世界级创新人才集聚区。依托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资源富集区域，加快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这些高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集聚，更是政策、资本、信息、文化等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要形成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二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梧桐树”作用。支持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之重器”成为集聚顶尖人才的核心平台。这些平台应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供世界一流的科研条件和充足的稳定支持，让顶尖人才不仅有用武之地，更有成就事业、实现抱负的广阔舞台。三是布局前沿交叉研究平台。面向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前沿技术交叉研究平台。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促进不同思想碰撞融合，催生重大原创性成果，吸引全球顶尖学者前来开展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四是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除了硬件设施，更要注重软实力建设。要提供国际化的社区服务、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和高效的政务服务，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让人才在这里感受到归属感和幸福感，心无旁骛地投身创新事业。

　　三、实施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政策，实现“精准引才”

　　在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必须以更开放、更灵活、更精准的政策吸引全球智慧。一是聚焦“高精尖缺”实施精准引进。围绕国家发展急需的领域，绘制全球人才地图，主动出击，精准引进能够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顶尖人才和创新团队。引才政策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破除论资排辈，为特殊人才开辟绿色通道。二是创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模式。打破国籍、户籍、人事关系的限制，通过设立海外“人才飞地”、建立国际联合实验室、开展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候鸟式”聘用和“云端”合作。让全球智慧跨越时空限制，为我所用，实现人才价值的最大化。三是优化外籍人才来华发展的配套服务。持续优化外籍人才在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流程，提升便利化水平。着力打造类海外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够快速融入中国社会，来得了、留得住、用得好，安心在中国实现个人价值。四是构建全球引才工作网络。加强与国际知名猎头公司、行业协会、高校校友会的合作，建立覆盖全球的引才工作网络。通过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提升我国人才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吸引力，主动发现和延揽全球英才。

　　四、夯实基础教育和拔尖人才培养，筑牢“人才金字塔”的根基

　　顶尖人才源于深厚的土壤。构建人才强国，必须从基础抓起，建立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是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必须持续加大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鼓励自由探索，为基础学科人才提供潜心研究的优越条件，为原始创新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二是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完善“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探索从中学到大学的贯通式培养模式。及早发现和培养具有创新潜质的“好苗子”，为他们配备顶尖导师，提供个性化培养方案，保护他们的好奇心与创造力。三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人才结构既需要顶尖科学家，也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四是构建多元化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在工作后继续学习、持续深造。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平台，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资源，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让每个人都能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我，实现人生价值，为社会发展贡献持久动力。（田惠敏，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徐蕴峰，国声智库执行主任、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合作发展委员会执行主任）